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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春霖:民企所占经济资源 取决于国家向国企投入多少

时间:2019-02-21 16:26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点击:
张春霖认为,国家应该要求,国有资本所带来的回报率和市场水平的回报率相当,这也是最近热议的竞争中性原则的要求之一。而朱恒鹏则针锋相对地提出,如果真对国企回报率做出具体要求,反而会适得其反。 岁末年初,《比较》编辑室在北京基金小镇召开了一场生动

  张春霖认为,国家应该要求,国有资本所带来的回报率和市场水平的回报率相当,这也是最近热议的竞争中性原则的要求之一。而朱恒鹏则针锋相对地提出,如果真对国企回报率做出具体要求,反而会适得其反。

  岁末年初,《比较》编辑室在北京基金小镇召开了一场生动的“国企改革与民营经济发展”研讨会。研讨会由财新智库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主持,《比较》编委、供职于世界银行金融、竞争力和创新业务部任民营经济发展专家的张春霖做了主题发言,对国企改革、国有资本布局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建议,来自社科院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、财科所和中央党校等机构的十多位专家畅所欲言,就相关议题发表了各自看法,其中不乏对张春霖的观点提出的反对意见和建议。

  在开场部分,主持人、财新智库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简单回顾了这一话题的舆论流变过程。他说,2016年一季度,中国民间投资增速出现坠崖式下滑,而此前民间投资比政府投资增速更快。有些人用“脱实向虚”来概括这一变化,即实体经济回报太差,而金融市场回报太好,所以实体投资的积极性不高。到2018年初,中诚信董事长在亚布力发表了慷慨讲话,社会一开始关注的还是东北的营商环境以及民营企业的待遇,此后媒体渐渐聚焦到民营企业的债券融资、股票质押等问题的恶化,最终汇合成国企民企身份的大讨论。到2018年10月底,习主席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,给民营经济带来定心丸。

  张春霖在主题发言中讲了四个观点:第一,人民用自己的钱投资办企业是一项权利,所得收入不是剥削;政府只有保护之责,无“消灭”之权。第二,国企不同于民企之处在于,民企是人民用自己的钱开办的,国企是国家向人民征税开办的。第三,全社会经济资源中民企可以获得多少,在杠杆率一定时取决于国家向国企投入多少国有资本。第四,国有资本在经济当中的角色应该以不挤出民间资本为原则,主要投入到民间资本不愿意、没有能力投入的领域。

  第一,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,人民花自己的钱投资办企业,这是一项权利,政府只有责任去保护,没有权力去“消灭”。在中国目前情况下,一个民营企业所有者的收入实际上由三部分组成。一是企业家本人的经营管理劳动本来应该得到的报酬。一个经营者如果去给别的公司做CEO,也能获得很高报酬。二是他给企业发展提供了资金,应该有利息收入。第三部分是企业主承担风险所应得的报酬,这部分可称为保费收入。做生意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。生意成了收入大家分配,一旦做砸了,首先赔钱的是企业主。既然承担了风险,就应有相应的回报。这种回报的具体形式就是,赚的时候可以赚得很多,亏的时候也可以倾家荡产。

  所以老百姓投资办企业,所得到的收入实际包括三部分:劳动收入、利息收入和保费收入。我们需要承认,投资办企业是一项权利,所得到的收入不是剥削,政府的责任是保护人民的这一项权利,哪怕是一百年之后都不能够“消灭”,这是人民的基本权利。

  第二,民营企业是老百姓用自己的钱开办的,国有企业是国家向老百姓要钱开办的。或者说,国有企业是国家向老百姓征的税来开办的。老百姓的收入一部分用于消费,一部分储蓄,还有一部分交到国家手里了。简单理解,就是通过纳税交给国家了。为什么这么说?比如从2007年到2017年,国家投入到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总额大概增加了39万亿。如果国家不把这39万亿投入到国有企业,就可以在财政开支不变的情况下减少税负39万亿,或者在财政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财政开支39万亿。国家投入到国有企业的开支,和国家运用到教育卫生国防等方面的开支,本是从一个锅里捞出来的。前者减少多少,后者就可以增加多少。

  当然,历史过程比较复杂。计划经济时代,工农产品剪刀差是国家从农民手里拿钱的一个主要办法,而城市职工的低工资是国家从城市劳动者手里拿钱的一个主要办法。老百姓的私人储蓄和他交给国家的那部分,是此消彼长的关系。1978年全国人民的人均银行储蓄是22.9元,当时大概相当于50斤大米。所以,计划经济可以说很成功,因为它把老百姓可以储蓄的资金都集中到国家手里办大事,办国有企业。留给老百姓自己储蓄的只是零头。

  改革开放后,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落到老百姓手里,由个人去投资,然后才有了乡镇企业、民营企业。国有企业事实上仍然是靠国家用各种手段从居民手里征集储蓄,包括把本来应该惠及全民的国企利润留在国企。所以,在一定意义上,国家所有制是一种集中国民储蓄的机制。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,居民部门向企业提供劳动、提供资本,企业生产出来以后把产品和服务卖给居民部门。这三件事情都通过市场来完成,劳动是通过劳动力市场提供给企业的,资本是通过资本市场提供给企业的,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是通过产品和服务市场销售给居民。而计划经济时代,则把三个市场都取消了。产品和服务通过计划分配到五级批发站,到零售网络分配给居民。劳动力由劳动部门、人事部门给安排工作,进入企业。资本则是靠财政和银行,把老百姓的储蓄集中起来,再投资投到企业去。于是企业就变成国有企业。

  国家所有制其实是在取消了市场的情况下集中国民储蓄的一种机制。而且国家所有制被设计出来时就是要一统天下的,叫做社会大工厂。中国走到现在这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,是改革开放以后不断妥协的结果。

 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补充了类似看法。他说,在公共政策比如医疗领域,人们经常提出一个问题,为什么要允许社会力量办医,为什么要允许民资办医。其实问题提反了,应该问为什么要办公立医院,其实老百姓开医疗机构是天赋权利,而让老百姓交钱给政府,再去开公立医院,这是要和老百姓商量的。

  张春霖在演讲中说,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体制下,民营企业在全社会的经济资源中能得到多大比重的投入,取决于国家向国有企业投入多少国有资本,这个此消彼长的总闸门掌握在国家手里。

  他举例说,如果国家投入到国有企业的资本总额为50万亿,杠杆率是2比1,那么,50万亿的股权资本可以调动100万亿的债务融资,国有企业所占用的资源表现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就是总资产150万亿。由于全社会的经济资源在任何时点上都是给定的,所以民营企业可以获得的经济资源,取决于国家投入到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总额。如果国家决定,下一年年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要从50万亿增加到60万亿,在杠杆率不变的情况下,全部资产就可以变成180万亿。民营企业所得到的经济资源,就是总量减去180万亿。

  有种观点认为,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共同发展。比重谁大谁小,由市场竞争来决定。张春霖说,他不太赞成这种观点,因为总闸门控制在国家手里。当然,政府目前似乎没有特意调控这个总量,或可称为自动驾驶状态,即完全听凭各种经济力量的角逐来决定。所以他提出的政策建议是,国家应该主动调控投入到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总额。因为历史的投入已经是既成事实,所以调控的目标应该是增长率,比如今后十年有多高的增长率。过去十年基本上在10%-20%之间,而且是在国有资本的回报率逐年下降的情况下,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。今后应该按什么样的数额来增长,这是国家需要考虑和调控的。

  来自社科院的朱恒鹏对此表达了不同意见。他目前聚焦医疗改革研究,此前也长时间参与国企改革研究。在他看来,当国有经济占很大比重时,价格就不是由市场决定的。计算民营资本占用的资源时,如果用全社会经济资源减去国有资本所获资源,这种算法有问题,因为都是静态数据。全社会总资产会因为国有和民营的比重而变动,不是一个静态数据。也许民营经济占到90%以上时,社会的总财富是100万亿,而如果国有经济占90%,这个社会的总财富就是另一个规模。所以,用全社会资本总额减去国有资本总额来计算民营资本可使用的资源,不太合理。两者占比结构不同,竞争环境就会不同,财富总额也就不一样。

  张春霖还认为,国家应该要求,国有资本所带来的回报率和市场水平的回报率相当,这也是最近热议的竞争中性原则的要求之一。他举例说,假设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参加同一个投标,如果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回报率要求很低,或者根本没要求,民营企业可能根本无法中标。因为国有企业不怕赔钱,赔了也没事,没人追究回报率多高。如果对国有资本的回报率要求低于市场水平,那么国有企业事实上得到了一笔补贴。

  而朱恒鹏则针锋相对地提出,如果真对国企回报率做出具体要求,反而会适得其反。他说,当国企和民企去竞争同一个项目,如果政府要求国有资本的回报率和市场水平相当,那么,政府可以以各种理由管治这个市场,最后也能保证国企的收益率,这就有点舍本逐末了。所以朱恒鹏认为,在讨论竞争中性的时候,需要考虑权力配置不一样的前提,其实没有纯粹的由市场决定的收益率。

  针对张春霖所打的“自动驾驶”的比方,主持人钟正生补充说,国家在资源分配上看似是自动驾驶,实际上是闭一只眼睁一只眼,或者说在市场准入上有政府调控的因素,有一只“看得见的手”在发挥作用。 张春霖回应时表示赞同,他说,除了市场准入,地方政府层面上还有其他看得见的手,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、政府引导基金,很多情况下是把税收收入直接拿过来投到政府引导基金,并规定必须投在自己的省里,必须投在什么行业,甚至必须投在什么企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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